巴特热衷于一切新奇的形式，更感兴趣于旺盛的青春活力。而这正是克里斯蒂娃所给予的。克里斯蒂娃于1965年圣诞节来到法国，不久便参加了巴特主持的研讨班。1966年，她就60年代后期结构主义范式的重要变化在研讨班作了一次报告。在听众当中，对这份报告最感兴趣的就是巴特本人。在某种意义上，它标志着巴特思想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因此克里斯蒂娃的到来也标志着巴特的“再生”。
巴特于1970年发表的《S／Z》公认是巴特理论生涯的转折点，在书中，他解构了自己以前的概念格式，让自己的文学直觉自由地驰骋。他认为把全部故事还原到一个单一结构是一种幻觉。结构主义的视角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西西弗式的努力抹掉了文本之间的差异。换言之，巴特在《S／Z》中应用了克里斯蒂娃引介的巴赫金思想以及她自己的互文性理论：“巴赫金的方法很有意思，因为一切文学文本，无论是拉伯雷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眼里都是文本自身内部的多声部。”多声部，或差异，是巴特在这部重要著作中的主要关怀，是分析的目的而非分析的工具。由是观之，它就是一部互文性而非互主体性的“作品”。巴特在接受雷蒙·贝洛尔的采访时坦露一些故意未提及的曾对《S／Z》发生影响的人：拉康，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索勒尔，德里达，德勒兹和赛勒斯等。他暗示说这部书是未加注的引文。
然而，这里所列的名单不仅仅证实该书的影响源，而且还代表着一个奇异的杂志或团体——《泰凯尔》。作为一种杂志，《泰凯尔》创刊于1960年，终结于1982年，是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重要思想家、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科学家而影响了法国及至欧洲文化的发展。60年代末，《泰凯尔》吸引了年轻一代的结构主义者和崭露头角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1968年5月风暴之后，《泰凯尔》集体发表《总体理论》，载有巴特、福柯、德里达、马塞林·普雷奈特、让·里卡多、克里斯蒂娃、索勒尔和一些先锋批评家的文章。此后以其名义发表的许多著作，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创造性的”，也都具有实验性质。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在60年代末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一种“现代理论”以区别于纯粹的“现代主义理论”：把语言作为起点的一种新的政治和主体思想，把历史作为文本的一种新的理解，和把写作作为生产（而非再现）的一种新的创作观。巴特在《S／Z》中开创的那种新话语，他对解构主义问题框架的使用和对多声部、差异和多元性的热切关注，都无疑表明了他在这一时期接受了《泰凯尔》的影响。
巴特在破解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时表明了他要瓦解西方话语基础的决心，这显然与德里达颠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异曲同工。尽管二者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关心的基本问题都是书写（文字）：对于巴特，问题在于文学；对于德里达，问题在于哲学。对于巴特，作家的写作主要取决于不确定性标准；对于德里达，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关键是不确定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给巴特提供了哲学保障：他希望写作文学，摆脱符码和其他形式的羁绊，自由表达多元性和差异性，并在能指内部工作。《S／Z》就是这一愿望的实现。他认为该书是他生命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并为此而感谢周围“教我做事、开阔我的眼界、令我信服”的那些研究者和“设计者”。
在这些“设计者”中，克里斯蒂娃的影响是显见的：在一个过程展开时检验它，用建构代替结构，这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生产活动”。在巴特那里，这种生产活动体现为写作／阅读的开放性，无限的永久的开放性。巴尔扎克的文本在当代语言和符码中的消解证明只有无限的写作，而不存在向单一或众多原因的体系的还原，不存在对文本的封闭性解释或限定性阐释。文本没有结尾。互文性使作者无名，使文本无限延展。这表达了巴特本人的欲望。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欲望的表达给巴特带来的极大快感：“S／Z”是两个名字的开头字母：Sarrazine和Zembinella，巴尔扎克的小说把SarraZine改成了SarraSine（由此也可想到巴尔扎克自己的姓的中间字母Z）：字母Z变成了S，犹如德里达把字母E变成了A一样。这是问题的起始。Z变成S不简单是一个拼写错误，而标志着那个名字的中间发生的一个变化，因此也标志着叫这个名字的人的身体中间发生的一个变化：他是被阉割了的。因此，Sarrasine能够理解Zambinella中开头字母Z的真正意味：即Zambinella所缺乏的“伤口”（因为前者错把后者当成了女人）。此外，S和Z如果从镜子的相对面或翻转过来看本是一个字母，所以，Sarrasine在Zambinella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阉割。在此，一个字母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体现了语音中心主义对文字书写的压抑（德里达）和无意识的压抑（拉康），以及拉康所阐释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那个横杠，即S与Z之间的横杠：它构成了一道屏障，一个幻象，也是真正的审查。《S／Z》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S／Z》无疑浸透着拉康、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的思想，是他于60年代末在克里斯蒂娃和《泰凯尔》的影响下形成的新的解构话语的一个全面展示，是他最具灵感和最精彩的后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之一，也是他忘记过去、向“文本的快感”、向享乐、欲望和身体的转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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